建立在目的性干预基础上的传统行政法偏重强调行政法的公益属性，仅关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的关系。
（一）分配行政的形成 由国家在私人间进行利益分配和利害调整并非现代行政特有的现象，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分配行政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第三人不仅可以作为权利主体提起诉讼，如果没有提起诉讼，他还可以作为独立主体参加诉讼，在诉讼中主张自己的利益，参与法院对私益的调整过程。
为了防范利益被不当隐匿，以往被归为反射性利益、处于边缘的第三人利益应被行政法重新发现，以实现对于利益的完整保护。摘要: 第三人的公权利可谓行政法上第三人保护的权利基础。对任何一方私人的更强保护都要求国家承担正当化论证责任并进行合理平衡。第三人公权利形成的现实背景是现代的分配行政。行政法律关系是对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传统行政法教义学进行反思的产物。
[lxxiv] 结语 第三人保护和对第三人公权利的承认与拓展在行政法体系上具有重要意义。相形之下，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主要阐述具体法律关系的内容或者多边法律关系的基础结构，能够对公权利进行补充与具体化。理解这个部分需要对基督教和罗马的历史有一个基本认知。
因此，很多的概念框架甚至是思考问题的方法，都受到启蒙思想的限制。[66]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77页。二是在研究对象层面，事实上，社会中的所有行动者背后都有价值观念在驱动，如果忽视这种价值观念，对社会事实的认识本身就是粗糙的。但若要真正地进入他的庞大体系，除了结合后来卷帙浩繁的《秩序与历史》的文本，其他一些导读性的著作也不可或缺。
最近较流行的政治神学就是要在这个意义上，打通启蒙时期和中世纪之间的关联而非通常所谓的断裂。很多现代的理论都试图通过解释找到自己所要的东西，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保守主义者都能够在古典的哲学传统中找到支撑自己观点的东西。
而在沃格林的讨论中，真理就是某种神学——相互竞争的各种真理，就是柏拉图所谓的诸种类型神学。沃格林认为，人是一种社会的历史存在，不仅作为可供认知和实践的外部对象，还内含有一套社会的自我意义赋予——符号话语，表现为仪式、神话和理论。[29]在沃格林的语境下，所谓存在意义的代表，即实现政治社会（人民）得以整合的政治力量（政党）。[18]参见叶颖：《论埃里克·沃格林新政治科学的逻辑起点》，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75][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社会自我解释，既可能表现为已经现实存在的符号话语，也可能表现为经过社会理论家批判性阐释（挑选、删减和增加）的符号话语。借用一句话，人类智慧可能早已经枯竭了。这一前提是，充分挖掘出宪法中对于人的维度进行关照的应然机制和现实状态。
这意味着，原子化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每个人都是在与他人共同生活。在帝国产生了一套基于军事、庇护机制而形成的政治秩序。
黑格尔的自由、自我反思以及精神实现的3个阶段辩证法。[15] 应该说，上述3个方面已经在方法的层面勾画了新政治科学的基本面貌。
[23]同上书，第39～40页。即将社会整体理解为某种宇宙秩序在世俗世界的代表。[60]基于对确定性的探求，现代的灵知主义就此开端。沃格林以清教徒在新教改革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为例进行了分析。比如，在涂尔干（Durkheim）和韦伯（Max Weber）的著作里面，通常不是纯粹的理论叙述，还包括大量的历史经验材料。（3）产生了关于先知和新时代的符号。
虽然，可能没有同一个梦想，但确实是有同一个世界。这些不同的真理就是社会的自我解释，代表了人对存在状态的某些维度的揭示。
[16]那么，沃格林对人之存在的原理及构造又有什么精道的看法呢？ 第一，人的存在状态是一种政治社会中的历史存在。[14]在此，政治科学不仅是原理或者理论的层层累积，也同时应该关照当下的问题。
然后，在此基础上选择政府的形式来保障公民的财产安全和自由，而一旦政府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就要替换掉既有的政府形式，但解体的是政府，而不是政治社会。除此，其讨论的超越实在代表—存在代表—宪法法律代表—代理的复合代表问题，也可能帮助理解中国宪法体制中代表问题。
读这些作品，可能并不会快速转化为既定的论文写作材料，但对于扩大视野是百利而无一害。在新政治科学理论看来，其也是对于人的存在状态的一种经验。在这个意义上，新的政治科学要反思一些符号话语——包括各种政治思想（思想家的、政治家的）。[30]参见[英]洛克：《政府论》（下篇），瞿菊农、叶启芳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九章。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起码，在既有阅读经验中，有一个思想家就提出了反对意见。实际上，基于法律上人的形象的讨论早已有很多的研究，[78]很多思想家都对人的维度进行了分析，如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就曾指出了3种类型的人：工作之人、劳动之人与行动之人。
这些被牺牲的欲望中，性冲动占了绝大部分。[46]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97～102页。
一如在沃格林后来的作品《秩序与历史》中所显示出来的，这些不同的真理类型，是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逐步实现了从紧致化到分殊化。首先，笔者反对一种陈旧的政治科学研究范式，原因在于这种范式陷入了对科学和理论概念的误解，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现代性文明危机在知识层面的反映，不但不能诊断和挽救这场危机，相反还加剧了此种危机而不自知。
政治连属化的结果，是人类产生了统治者。第四，现代宪法应该是对人的所有维度进行总体关照的机制。[31]参见[美]小查尔斯·爱德华·梅里亚姆：《卢梭以来的主权学说史》，毕洪海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11][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比如，世俗时代的知识分子通过思辨可以发现历史进程的秘密。[6]实际上，由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方法在社会学的经典作品里面体现得非常明显。
摆脱实证主义的束缚，需要重新认定形而上学（哲学思辨）的合理性，以理性的有限性、可争论性为前提，去重新认识人与政治的秩序。[美]尤金·韦伯：《沃格林：历史哲学家》，成庆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
第一，对经验事实不加区分的过度强调，会造成一种事实之间的平等主义。[5]简言之，发现的任何知识都应该以经验作为支撑。